儒家认为，圣人是美好价值的化身，是文明价值的创造者。
《春秋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又，《春秋》庄公八年经曰春，王正月，师次于郎，以俟陈人、蔡人，传曰次不言俟，此其言俟何?托不得已也。
二要根据王道批判现实政治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)、讥天王以致太平，刺恶讥微，不遗小大，善无细而不举，恶无细而不去，进善诛恶(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)。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卷四十一引郑玄《孝经注》：经者，不易之称。公羊家面对着一部春秋实史，而且还面对着一部《春秋》文史。自然之道并不能言，需要圣人去把握，并形成文字供后人研习，而圣人通过作文揭示自然道理。孔子采取了一种假托历史的方式，而不是直陈大道空言。
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(同上)。刘勰在《征圣》中说：夫作者曰‘圣，述者曰‘明。至于要求政治改革云云。
而墨家则直接定义君王就是执法者角色，君王利天下的方式就是执法。然而毛泽东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还是可以参考的，那就是：战略上藐视对手，战术上重视对手。在墨家《尚同》篇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保护条例，只提到鼓励提告。试问世界上哪一个法治社会，哪一个民主社会需要人人沟通有效，人人禀着正义之心来协商，才能运行呢？那恰恰是孔儒们所做的假设，当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道德，那么就能得到理想社会。
不但误解了华夏传统，也误解了国学者（包括港台新儒家）要做的事情。在《墨子》书中却明确得很。
而不管是儒生，还是姚育松先生您，你们都不可能提出墨家原文之证据。3.因此为了实现民主自由，要从传统经典中吸取资源。举报犯罪是否会遭到上级打击，取决于整个法治系统。要知道，上面有很多上面，下面也有很多下面，所以整个申述情况脱不了是你不能直接向直接上级打小报告，只能越级报告。
却不被坚持「人性如湍水」的墨家所主张呀。儒家社会中也恰恰缺少这些。在墨子的政治秩序想象里，就是依靠天子总其成。新儒家提出的一些自由主义之非，也是从西方抄袭而来，也是西方学者内部研究的问题。
如果将举报者视为打小报告，形不成举报的道德风尚。其中所做批评，类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士之向着稻草人做刺杀。
对于一个先秦的学派，还能要求更多吗？ 四、首先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现代民主自由就是从西方传统开出来的，那么现在要拿东方传统来开出民主自由，这肯定是比附。可你又是受直接上级管理，再上级的如果不理你，你这打小报告不是捅出篓子了吗!所以大多数的情况我们都明白，就算上级犯事，你也不会越级打小报告嘛。
忽视这些，华夏民族必将继续遭到报应。还提及了儒家礼制、乐论等等旁证。假如姚育松先生要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不妨举出自己的依据。我们所谓新墨家并非相对先秦墨家而言，而是相对汉朝以来儒生们托墨那个所谓墨家而言。比如《非乐》篇提及，君王用乐去统治百姓，是在害天下，如此等等。而且墨家所持的用于支撑那些意识的内在逻辑，很可能也优于目前西方主流。
在法治社会中，我们向法庭提起诉讼，向警察报告破案线索，是被法律保护的权利。然而墨家生存在战国时代
以此方法複製，百姓不只告訴鄉長，也告訴諸侯，也告訴天子，反過來天子與諸侯又教育百姓，由此便能「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，是以天下治也」。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，立以為天子。
如果國學熱牽扯到政治主張，其實本質上都是因於對一黨專制現狀的反應，他們想要以傳統為護身符來提出改革主張，其實說穿了，既想要模仿西方的民主制，但又要以傳統經典為出處。那可想而知的是，最後必定導向統治者利用本身權力來控制人們的思想，才能達到同天下之義。
如果真要利用人民的力量來教育統治者，察諸歷史，倒是有個頗值參考的案例，那就是文化大革命，那無疑是最徹底的極權。以上就是新墨家最重要的政治主張。」而後天子便選任三公、諸侯、鄉長、里長。其批評一如外界熟知的老調，也就是要建構新儒學，不得不依靠政權，設計出來的憲政體制必定是強人所難，惟恐有神權政治色彩。
可惜的是，中國的新國學思潮裡，這一過程尚未出現。一是候選的人數要差額選舉，墨子提出「設以為二君」讓民眾選擇的主張。
在新墨家的解釋裡，就不強調這古典尚同的過程，而是強調人民立君這一理想，由此提出墨家是主張選舉制的，並端出四種選舉主張。新墨家固然有論述到，墨子的尚天精神，放在現代，就是要自我靈性與超越上帝的對話，然而此「超越上帝」為何內容，新墨家也說不出具體詳細的形象來，他們倒是援用大量基督教話語來闡釋。
墨家更重視公共討論 批了一頓後，新墨家正式粉墨登場，他們指出，墨家的兼愛和尚同精神，比起儒家，更重視法律形式和公共討論。墨子曰「見淫辟不以告者，其罪亦猶淫辟者也」。
一是選舉的標準要「兼君」，即選出來的統治者要能兼愛天下之人。在鄉下，人們見到鄉長有做不好的事，便告訴鄉長，鄉長改過後便能與百姓一樣知道什麼是好事壞事。固然，新墨家能拿《墨子》裡的一段來詮釋墨子是主張民主制，然而墨子所論述得最為詳細的政治產生過程，卻不能諱言是有極權主義色彩的，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適用於現代的話語體系，就必須處理這一問題。可想而知的，帶有如此強烈民族情感的動機，衍生出來的思辨，難免顯得有些不切實際。
訪談中，新墨家是以對新儒家的批判作為登場的臺階。否則讀者不得不提出質疑，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，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，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？ 如果是再創新，對於經典的整理工作是不可或缺的，而在整理的過程中，必須再詮釋與重批判兩相交替才能整理出新的思想來。
這個說法，倒是極富創新的再詮釋，因為查照《墨子》這部經典，會發現墨家其實帶有極明顯的極權主義色彩，而在新墨家的詮釋裡，墨家卻是最與自由主義契近的，他們甚至斷言，墨家是在現代唯一不需要轉化的傳統學說。有了政治上的統一，便可進行「尚同義」了，墨子舉出的方法是：「聞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」，箇中操作是由基層層層報告。
否則讀者不得不質疑，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，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，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？ 隨著近十年中國國學熱的興起，不止大陸新儒家和新道家出現，就連一直在傳統被邊緣化的墨家也有了新時代的倡議者，不過其知名度的打響，還是以近幾個月港臺新儒家與大陸新儒家的爭論為契機。然而，如果想像此尚同理想施於實際中，很可能是走向極權主義，其中的最大問題是統治者怎麼會與百姓像要相互理解的戀人般？在墨子的理想裡，尚同的起點是百姓對統治者的申訴，而終點是統治者對百姓的賞罰，墨子對人性的認知，又是相當實際的，他直接道出政治的產生是基於人性對他者的恐懼，而不是人性的博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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